刊于《语丝》1924年第三期（据刊头为1924年12月1日出版）第九、第十版
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
今天有几位同学极诚实地告诉我，说十三日访我的那一位学生确是神经错乱的，十三日是发病的一天，此后就加重起来了。我相信这是真实情形，因为我对于神经患者的初发状态没有实见和注意研究过，所以很容易有看错的时候。
现在我对于我那记事后半篇中神经过敏的推断这几段，应该注销。但以为那记事却还可以存在：这是意外地发露了人对人──至少是他对我和我对他──互相猜疑的真面目了。
当初，我确是不舒服，自己想，倘使他并非假装，我即不至于如此恶心。现在知道是真的了，却又觉得这牺牲实在太大，还不如假装的好。然而事实是事实，还有什么法子呢？
我只能希望他从速回复健康。
十一月二十一日
读了「记『杨树达』君的袭来」①
杨君虽然不是假疯，然而还有不幸的事。
杨树达君，不错，他底[的]确是姓杨名叫鄂生，是我的同班。我们同是可敬服的鲁迅先生的学生。
杨君身体很强健如鲁迅先生所说。他的为人，谨慎和平，奋发有为。至于日常生活的作事有序，刻苦自检[俭]，更是一般人所不能及的。暑假以后，他似乎走入孤独的路上，也不知有什么一种苦闷锁在他的眉宇，不过他的疯狂，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然而不幸终于轮到他的头上。十三日的晚上——那时鲁迅先生或许正在写「记『杨树达』君的袭来」，——他买了一块钱的明信片，写了红色的字寄给？，钢琴，○，板凳，……——诸先生。这一来，我们才知到[道]这位很可爱的同学是疯了，他病的原因很多，在这里不必多说，虽然他曾向鲁迅先生要钱，然而他并不是因为经济的压迫。家里寄来的钱，除了供给他的新婚夫人求学以外，会计部还存着十二块，虽然他曾说着冯玉祥③，吴佩孚④，然而不为战争，他眼里的战争，不过是五只狗的斗影，三匹驴的豁豢⑤。
他疯了，他真疯了，协和，同仁，中央各医院⑥都证明他是疯了。疯来疯去，医院之林里竟没有留他的地方。于是回到学校之一角，在操场南边的一间小屋里，宣明了他新建设的逻辑与哲学；一等二于[一等于二]，三等于一万，一万等于零；相对论等于进化论，好等于坏，对不对？杨鄂生等于阿剌伯⑦，不是一样么？那么推论下去，杨鄂生也等于杨树达，他用杨遇夫先生的名片，大概也是根据他的错乱推论罢，此外还有许多相类的议论，在这里也不多说了。
他疯了，他真疯了，他和平时一样，很恭敬鲁迅先生，他说「鲁迅先生很赞美我的议论，要给我作篇文章，题目是「杨鄂生」，文章也是「杨鄂生」。……哈哈……鲁迅……真好……」
他疯了，他真疯了，各种情绪同时燃烧在他的心里，所以他身体的各部也同时为着各种情绪的表现而起了急速错杂热烈的痉挛，一会儿好些了。可是他的人格还是分裂为多重而没有统摄性，忽而说了他说的话，又骂人，又打人，又愤怒起来，又烦恼起来，可是你们随便指一个人是鲁迅的时候，他的不平便变为微笑，消融下去，戴帽穿衣，经过他所认为的周作人，钱玄同，孙伏园，马幼渔，陈通伯，郁达夫诸先生⑧的指正，才觉得端正荣耀，他也再三声明道鲁迅先生那里去来，我们那时还不相信，不过他要真是到鲁迅先生那里，我们想至少也是忠实的拜访。
他疯了，他真疯了，今天见了《语丝》，才知道，在我们发觉他疯狂以前，已经在他敬服的鲁迅先生面前胡闹了一回无意识的胡闹，真是一种遗憾，我为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深抱不安，我为着不安今天我冲着风沙到正觉寺街去看他，我见了他和见了Andleev的Lazarus⑨一样，他两手握住我的两手。我问他再一问他。他一句话不曾说，眼角与嘴角也不曾颤动，只是用一种失望与忏悔的眼看着我，他的苦闷，问着我的苦闷，这共间，苦闷占据了我们的身心。风沙呜呜的打着窗门，他与她⑩也听着那风声，想着他们二千里外的父母。我们还说什么话呢？………他努力的做起来，又无力的躺下去，他四正的方脸，瘦成三角的样子，黑色的嘴唇，映着黄灰的脸，只是用一种失望与忏悔的眼看着我。我问他到鲁迅先生那里的事，他一句也不答了，问什么也不答了。于是我便用笔写了「我是鲁迅么？」「我是遇安么？」「你爱我么？」一一的请他看了。他看了「我是鲁迅么？」便把纸条放到他的唇边，先是闭眼而深思，后来看着我而叹气，再看见，「我是遇安么？」他依然温习了前种的动作。末了看了「你爱我么？」他依然温习了前种的动作，把纸条放到他的胸前，末了又藏到他的身后，他绉起眉头，忍着苦痛，想拥抱我，但是他没有力了，没有力了。
他疯了，他真疯了，他是弱者，是被苦闷压迫着的纯洁青年，他的确是疯着。至于歌唱呢，我的歌唱已经引不出他的眼泪，他的手也似乎动着，可是琴声歌声都不在他的身边了，他的喑哑的歌，只是喑哑。他的脑筋又起了痉挛，于是我便问他「你不舒服吧」？⑪他还是喑哑着一无答语。
他疯了，他真的疯了。我们信诸位师友的话的真实。我更相信鲁迅和周作人，杨遇夫，孙伏园，马幼渔，陈通伯，郁达夫，诸位先生，能够原谅杨君那疯中一时的失言⑫，除了那一时之外，虽然他疯着，还是敬重着诸位先生呢。
杨君的事，大概是那样，如果学界或文界对于他的敌手用假装的疯子作武器⑬的时候，那我们等着吧！等着杨君好了，用他国粹的拳术⑭作武器，把那疯子几拳打倒，并且见血为止。
假装的疯子，虽然不少。现在的社会却正铸造着大批的真疯子呢，所以希望诸位先生，笔锋再为锋利些！队伍再为振奋些，从混乱的社会里，替这大批疯子杀出一条血路来。
杨君虽然不是假疯，然而还有不幸的事。
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北京师大。
伏园兄：
今天接到一封信和一篇文稿，是杨君的朋友，也是我的学生做的，真挚而悲哀，使我看了很觉得惨然，自己感到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他已经陷入这样的境地了，我还可以不赶紧来消除我那对于他的误解么？
所以我想，我前天交出的那一点辩正，似乎不够了，很想就将这一篇在《语丝》第三期上给他发表。但纸面有限，如果排工有工夫，我极希望增刊两板（大约此文两板还未必容得下），也不必增价，其责任即由我负担。
由我造出来的酸酒，当然应该由我自己来喝干。
鲁迅。十一月二十四日
注释：
①《记“杨树达”君的袭来》：1924年11月13日，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杨鄂生因精神病发作，自称“杨树达”（1885—1956，语言文字学家，是鲁迅友人，当时同在北师大任教）闯入鲁迅住宅，被鲁迅误认为系装疯恐吓，故作此文，24日发表于《语丝》1924年第二期。
②李遇安，未查见其详细生平，仅知当时为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常投稿《语丝》，后与鲁迅保持交往至1929年。鲁迅在《在钟楼上》等杂文中提及了他，称为“爱而（即L）君”。作有追忆文《鲁迅先生对我的教诲》。
③冯玉祥（1882—1948），西北军系军阀首脑，本文发表时，其人刚于不久前（1924年10月）趁直系、奉系军阀交战时，发动政变，推翻了直系曹锟政权。
④吴佩孚（1874—1939），直系军阀首脑之一。当时因冯玉祥的政变而刚刚兵败。杨鄂生发病闯入鲁迅住宅时，所发谵语中提及了冯、吴，见《记“杨树达”君的袭来》
⑤豁豢：未明其意，或系“酣豢”（沉醉义）之误？
⑥协和、同仁、中央各医院，都是北京著名的医院。协和医院，1921年由美英基金会和教会创办。同仁医院，起于1886年美国教会医生创办的眼科诊所，1903年扩建为医院。中央医院，1918年创办，今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⑦阿剌伯，今通常作“阿拉伯”。
⑧周作人、钱玄同、孙伏园、马幼渔、陈通伯、郁达夫诸先生：杨鄂生的谵语中提及了这些名字，见《记“杨树达”君的袭来》。这些人当时都在北京任教，并活跃于新文化运动的文坛。
周作人（1885-1967），鲁迅的弟弟，当时是新文化运动的重镇，也是《语丝》同人。
钱玄同（1887-1939），鲁迅的同学、好友，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也为《语丝》同人。
孙伏园（1894-1966），鲁迅的学生，曾主办《晨报副镌》使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基地；此时作为同人主编《语丝》。
马幼渔，即马裕藻（1878-1945），语言学者，鲁迅的友人，在女师大风潮中反对校方、维护被无理开除的学生，与鲁迅并肩作战。
陈通伯，即陈源、陈西滢（1896-1970），当时是《现代评论》杂志的主要投稿人之一，在女师大风潮中偏袒校方，成为鲁迅的主要论敌之一。
郁达夫（1896-1945），鲁迅的好友，当时也是《语丝》同人。
⑨Andleev的Lazarus，Andleev指俄国作家列·尼·安德列夫（Л. Н. Андре́ев，1871-1919）（时译“安特莱夫”），象征主义文学的重镇。Lazarus，拉撒路，基督教《新约圣经》中一个死而复生的人物。安德列夫1906年发表有短篇小说《拉撒路》，描写拉撒路复活后感受到绝望与空虚，成为了一个冷漠的人。
⑩她，当指前文提到的杨鄂生之妻闻玉如。
⑪“你不舒服吧？”，也是杨鄂生所发谵语，见《记“杨树达”君的袭来》。
⑫杨君那疯中一时的失言，据《记“杨树达”君的袭来》，杨鄂生谵语中在列举诸人名字时，夹有“什么东西”之语。
⑬用假装的疯子作武器，鲁迅误以为杨鄂生系受人派遣装疯恐吓，故在《记“杨树达”君的袭来》中有此语。
⑭国粹的拳术，《记“杨树达”君的袭来》说，“他（杨君）大概是懂得一点国粹的拳术的”。当时济南军阀马良（1878-1947）托人捉刀编写《中华新武术》一书，提倡所谓“新武术”并奉为“国粹”，故鲁迅有此讽刺性的说法。